張宏杰:李鴻章為什么怒辭曾國藩幕府




在曾國藩幕府中,曾李關系不止有和諧的一面,也有沖突的一面。沖突最嚴重的一次,甚至導致李鴻章一怒而去。


咸豐十年,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,移駐祁門。


祁門地處萬山叢中,形如釜底,又距長江一百多公里,運兵運糧都不方便,正是兵家所謂的“絕地”。因此眾人紛紛表示反對。“幕府諸人咸尼(不同意)其行”。[1]


李鴻章的反對尤其堅決。他建議曾國藩或北上淮揚,高屋建瓴;或力克安慶,雄制中權。絕對不能待在這里,因為萬一太平軍來攻,這里死路一條。


但是曾國藩不是完人,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從善如流。在他看來,將湘軍大營從江西建昌移到安徽祁門,一是可以回應朝廷催促他率東進蘇、浙的命令,因為祁門畢竟更靠近江浙方向。另一方面,在此可以背靠江西餉源重地,屏蔽撫(州)、建(昌)一帶糧道,符合他步步為營的用兵原則。所以他犯了倔勁,拒不移營。


《庸庵筆記》記說:


文正進駐祁門,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,殆岳家之所謂絕地。不如及早移軍,庶幾進退裕如。文正不從。傅相復力爭之。文正曰:“諸君如膽怯,可各散去。”


誰要是害怕,誰可以先走。


曾國藩話說到這個份上了,誰還好意思在樣危險的時候開溜。然而李鴻章大為不滿。你曾國藩自謂可將生死置之度外,我李鴻章卻不想將年輕的生命無謂地拋灑在這個荒山野嶺。


就在這個時候,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:咸豐十年八月,太平軍直撲安徽門戶徽州。曾國藩派他最親信的幕僚李元度前去防守,結果李元度在徽州一戰而潰,城尚未破就倉皇只身逃跑。


曾國藩非常生氣,雖然他與李元度是生死之交,仍決定親擬奏折,“請旨將李元度革職拿問,以示懲儆”。


曾國藩參奏李元度,首先是為了給湘軍其他將士樹立綱常。如果這樣城未破而先逃的事情都不追責,那么以后湘軍怎么帶?


但是這一決定又一次遭到了眾多幕僚的反對,其中反對最力的,又是李鴻章。李鴻章認為,李元度是曾國藩的患難之交。對生死之交,不能下這樣的死手。況且派李元度這樣的人去守徽州,本來就是曾國藩的用人不當。


所以李鴻章拒絕為曾國藩擬稿,他不但自己反對,還“率一幕人往爭”。


文正將具疏劾之,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,乃率一幕人往爭,且曰:“果必奏劾,門生不敢擬稿。”文正曰:“我自屬稿。”傅相曰:“若此,則門生亦將告辭,不能留侍矣。”文正曰:“聽君之便。”傅相乃辭,往江西。[2]


李鴻章說,如果您要彈劾,我無法給您起草稿子。曾國藩說,沒事兒,我自己寫。李鴻章說,您要這樣辦,我就告辭,不在您這干了。曾國藩說,隨便。


這場沖突反映出曾李二人為人處世的另一個不同。曾國藩為人處世深受湖南學風的影響,遇事首講原則和道義。而李鴻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處的皖北地區歷來是草莽之地,因此李鴻章一生受底層文化影響很深,性格崇尚豪邁,特別講哥們兒義氣。“……李一生中對朋友的忠誠幾乎具有傳奇色彩。……當朋友身處逆境時,也必須忠于他們,運用自己的影響幫助他們。李非常確信這一點,以至愿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風險去這樣做。在曾國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,李鴻章辭離了曾國藩的幕府,這與其說是支持元度,倒不如說是維護忠于朋友的原則。”[3]


電視劇中的晚年李鴻章


這場沖突使曾國藩非常憤懣,他在咸豐十年九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“日內因徽州之敗,深惡次青,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,不達事理,抑郁不平,遂不能作一事”。查閱曾氏手書日記原稿,在“而”與“又見”之間,有圈掉的“少荃”二字,可見其原意要寫“而少荃不明大義,不達事理。”


李鴻章“以去就爭”,不同意我就走。曾國藩也是一個倔人,你愛走就走:“立遣之行。”李鴻章于是收拾行李,揚長而去,讓所有人目瞪口呆。


表面上看,這件事反映出李鴻章“有個性”,夠義氣。在曾國藩的幕府中,還從來沒有人敢像李鴻章這樣,跟大帥如此叫板。誠如吳汝綸所言:“曾國藩前后幕僚,多知名人士,其能爭議是非者,李鴻章一人而已。”[4]


但是,李鴻章挑這個時候和曾國藩決裂,也許動機不止是替李元度打抱不平那么單純。


徽州失守,導致祁門門戶洞開,時刻處于危險之中。就在李鴻章走后不久,太平軍乘勝直奔祁門老營。此刻曾國藩身邊只有親兵兩千人,被太平軍圍困長達一月之久。咸豐十一年正月,太平軍一度攻至距祁門大營僅十八里之石門橋,曾國藩身邊的幕僚紛紛捆好行李,準備時刻逃跑。


歐陽兆熊說:


辛酉,祁門軍中,賊氛目逼,勢危甚。時李肅毅已回江西寓所,幕中僅一程尚齋,奄奄無氣,時對予曰:“死在一堆如何?”眾委員亦將行李置舟中,為逃避計。文正一日忽傳令曰:“賊勢如此,有欲暫歸者,支給三月薪水,事平仍來營,吾不介意。”眾聞之,感且愧,人心遂固。[5]


李鴻章走了,剩下的人也都把行李打好包,準備隨時走。曾國藩遂傳令,說形勢如此危急,我不強留大家。誰要是想先走,可以預支三個月薪水做路費,等這里安全了再回來,我不會介意。這樣一說,大家既感動又慚愧,人心遂安定下去。


曾國藩自己也每日不在驚濤駭浪中度過,一度以為自己萬無生理,再次寫下了遺囑,“自書遺囑二千余言寄其家”[6]。幸好太平軍情報不明,不知道曾國藩老營在此,未能堅持進攻,而是繞道浙江去了江西,讓曾國藩逃了一條性命。


李鴻章恰恰在此前“負氣而去”,時機不可謂不巧。因此曾國藩在李鴻章走后,長嘆一聲,說李鴻章是不能共患難之人:


后在東流,欲保一蘇撫而難其人,予謂李廣才氣無雙,堪勝此任。文正嘆曰:“此君難與共患難耳。”蓋猶不免芥蒂于其中也。卒之幕中人材,無出肅毅右者。[7]



除了以上兩個原因,對于這場使曾、李二人大傷和氣的沖突,對李鴻章深有研究的學者翁飛認為,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,“就是李鴻章由于遲遲得不到重用而內心不平。”[8]


確實,呆在曾國藩幕府的李鴻章在獲得很大成長的同時,內心也不是特別舒服。一是湘軍是一個地域性極強的團體,主要將領和幕僚都是湖南人,作為淮北人,李鴻章在這里總感覺到或明或暗的排擠。有記載說,“李文忠在曾軍時,頗受湘人排擠,畢生心中不免有芥蒂。致先文莊書,于左文襄則曰:‘湘人胸有鱗甲’。于彭剛直則曰:‘老彭有許多把戲’。”[9]又說“李文忠時在文正幕,……值彭剛直(彭玉麟)來謁,譏評之中,忽涉皖籍人士。……剛直遂用老拳,文忠亦施毒手,二公互毆,相扭撲地,座客兩解之,乃已。文忠與文襄(左宗棠)、剛直始終不協。”[10]


居然動起手來。


這類沖突固因李鴻章個性容易沖動,也由于湘人與皖人間地域歧視的背景。


二是李鴻章畢竟是翰林出身,來到曾國藩幕府時已有候補道員身份(李鴻章在安徽以“疊次剿匪出力”,升為候補道員),投奔曾國藩是希望盡快獲得提拔,立功封侯。但是曾國藩因為他文筆優長,留他在身邊專司文墨,讓他看不到出頭之日。所以王闿運說:“李在軍中不見知,常發憤觖望。”[11]


李鴻章到曾國藩大營之初,曾國藩派他先到曾國荃營去視察學習,李鴻章就頗覺掃興。因為這與他一到大營就能獨當一面、獲得重用的期望有很大落差。因此他寫信給曾國藩說:


鴻章身世出處本無成見,近來欲從“守分知命”四字著力,既奉我師疏留,義將焉往。惟志氣不振,材力又薄,悠游浮湛以聽命耳。[12]


字字句句,都有怨氣,他說“本無成見”,反證明成見已深。


咸豐九年初春三月,曾國藩在撫州晚霞樓大宴群僚,吟出“幕府山頭對碧天,英英群彥游樽前,共扶元氣回陽九,各放光明照大千”這樣歡欣和暢的詩句,李鴻章和詩中卻流露出濃重的失意和沮喪。他在《撫州晚霞樓燕集滌生師即席命作效何太守將進酒體六章》中說:


“灞陵獵馬短后衣,昨夢封侯今已非。……任人呼牛或呼馬,長醉不醒胡為者?”“去年三月梁園住,砂年春日知何處?……千秋聲名身后事,……歸老湖邊埋姓字。”[13]


抑郁之氣撲面而來。


對李鴻章的這種心態,曾國藩不可能沒有察覺。當李鴻章還在曾國荃營中時,曾國藩就曾給他寫過這樣一封信:


閣下閎才遠志,自是匡濟令器,然大易之道,重時與位,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,毫不得以人力與于其間。昨揖別時以此相箴,蓋亦近歲閱歷之余,見得一二,非謂能夙以自持也。[14]


后來又寫了一封信說:


觀閣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,作字則筋勝于肉,似非長處玉堂鳴佩優游者。倘為四方諸侯按圖求索,不南之粵,則東之吳,北之齊、豫耳。


楚軍利病得失,日內當已審得要領,便中尚祈示及一二。[15]


一方面認為他是出眾之才,將來肯定會開府一方。但是現在則要稍安勿燥,沉潛修煉,以靜待前程。


曾國藩也不是沒有奏保過李鴻章,后來他曾經同時保李鴻章為兩淮鹽運使、黃翼升為淮揚鎮總兵。但是事出意外,朝廷只任命了黃翼升,卻沒有通過李鴻章的兩淮鹽運使一職。


因此直到同治五年十二月,李鴻章在給門生兼部將潘鼎新的信中,還以過來人的口氣這樣說:“人第見兄(同治)元年入蘇后事,而未見(咸豐)十一年以前宛轉隨人蓋九年矣。”[16]可見李鴻章在曾幕九年中的艱辛滋味


李鴻章在咸豐十年十一月離開祁門大營后,一時找不到去處。這一年年初,他已經獲得了福建延建邵道的道員身份,此任雖然早已經被福建當地官員補了,不過他還是打算先到福建,看看能不能補到別的缺。于是他先寫信向福建的朋友們打聽情況,然而幾位朋友都不建議他到福建來,因為福建官場生態極差,到來之后,很可能長期沒缺可補,沒差可當。


李鴻章一時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。他登臨長江中的小姑山(小孤山),寫下這樣一首感懷詩:


半局殘棋存戰艦,八年恨事付寒潮。


……


孤客不堪回首望,蒼茫一片劫灰燒。[17]


自己在曾國藩幕府盡心工作數年,難道就這樣付諸東流了嗎?


好在胡林翼和郭嵩燾聽說曾李二人鬧翻后,都盡力苦心勸合。


李鴻章離開曾營的路上曾過訪胡林翼,胡林翼語重心長地勸告李鴻章說,如果你要飛黃騰達,只有通過曾國藩這個門徑。曾國藩現在正是位高權重之時,手中機會多多。離開曾國藩,很難再有更好的晉身之階了:“君必貴,然愿勿離滌生;君非滌生,曷以晉身?”[18]


遠在湖南的郭嵩燾也來信相勸,看法和胡林翼一樣:“此時崛起草茅,必有因依。試念今日之天下,舍曾公誰可因依者?即有拂意,終須賴以立功名。”[19]


李鴻章“讀之怦然有動于心”。想來想去,除了曾國藩,他確實無人可依。


于是離開曾營之后不久,李鴻章主動向曾氏寫信通報近況,并表示檢討:“鴻章適以事歸,不獲親與執事載筆之末,憂愧莫名。”[20]曾國藩在李鴻章走后,也早有一絲后悔,見李鴻章主動示好,也非常高興,遂寫信重招李鴻章入幕。



此時曾國藩已經承認株守祁門是一著錯棋,于四月初一日移營東流,“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。”李鴻章于六月初六(7月13日)趕到東流大營。曾國藩有一種失而復得的欣喜,當日日記記載:“申刻,李少荃自江西來,與之久談。……夜與少荃談至二更末。”[21]


經過這次分離,曾國藩更加發覺李鴻章的不可代替。曾國藩最欣賞李鴻章的,是他身上那份自己所欠缺的明快果斷作風。他在日記中多次對李氏此點表示欣賞,比如九月初三日記:“接李少荃、輔堂辦江西減丁漕一案,甚為詳晰。”[22] 李鴻章回到幕府,積壓如山的公文終于得以逐次清理,軍事大計又有人可以一起從容計議。


通過這次沖突,曾國藩也更加了解了李鴻章堅持定見、敢于抗爭的個性。事實上,李鴻章確實是幕府中不多見的敢于直言曾國藩短處的幕僚。曾國藩六月廿八日記中說:“與少荃久談,至二更三點始散。論及余之短處,總是儒緩,與往年周弢甫(騰虎)所論略同。”[23]


師徒再次會合后,曾國藩對李鴻章“禮貌有加于前,軍國要務,皆與籌商。”[24]李鴻章也進一步死心塌地跟隨曾國藩,兩人關系更加穩固。


李鴻章自認為在曾國藩幕府中耽擱時間太長,其實這段經歷正是李鴻章一生最寶貴的財富誠如梁啟超所言:“彼其偃蹇顛沛十余年,所以練其氣、老其才,以為他日擔當大事之用。而隨贊曾軍數年中,又鴻章最得力之實驗學校,而終身受其用者也。”[25]


注:

[1] 劉體仁著;張國寧點校:《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(第二輯) 異辭錄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20頁。

[2] (清)薛福成:《庸庵筆記》,江蘇人民出版社,1983年,第14頁。

[3] 朱玉泉主編:《李鴻章全書(第1-6卷) 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,1999年,第3429頁。

[4](清)吳汝綸撰:《吳汝綸全集 一》,黃山書社,2002年,第325頁。

[5] 朱漢民,丁平一主編;劉泱泱,王興國點校:《湘軍 8 報刊記載 外人記述 史料筆記》,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2013年,第536頁。

[6] 黎庶昌撰:《曾國藩年譜》,岳麓書社,1986年,第34頁。

[7] 朱漢民,丁平一主編;劉泱泱,王興國點校:《湘軍 8 報刊記載 外人記述 史料筆記》,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2013年,第536頁。

[8] 王繼平主編:《曾國藩研究 第1輯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07年,第16頁。

[9] 劉體仁著;張國寧點校:《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(第二輯) 異辭錄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68頁。

[10] 劉體仁著;張國寧點校:《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(第二輯) 異辭錄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23頁。

[11] (清)王闿運撰;馬積高主編:《湖湘文庫 湘綺樓詩文集 二》,岳麓書社,2008年,第34頁。

[12] 顧廷龍,戴逸主編:《李鴻章全集 29 信函一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;安徽出版集團,2008年,第12頁。

[13] 李鴻章:《撫州晚霞樓燕集滌生師即席命作效何太守將進酒體六章》,《李文忠遺集》卷六,13-14頁。轉引自翁飛著:《李鴻章與淮軍的創建》,黃山書社,2012年,第49頁。

[14] (清)曾國藩撰:《曾國藩全集 23 修訂版 書信二》,岳麓書社,2011年,第177頁。

[15] (清)曾國藩撰:《曾國藩全集 23 修訂版 書信二》,岳麓書社,2011年,第187頁。

[16] 顧廷龍,戴逸主編:《李鴻章全集 29 信函一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;安徽出版集團,2008年,第470頁。

[17] 徐世昌編;聞石點校:《晚清簃詩匯》,中華書局,1990年,第6485頁。

[18] 當時李鴻章正在氣頭上,拂衣而起,對曰:“吾始以公為豪杰之士,不待人而興者,今乃知非也。”胡林翼于是絕口不談此事,盡歡而別,私下卻寫信勸曾國藩與李鴻章和解:“李某終有以自見[現],不若引之前進,猶足以張吾軍。”劉體仁著;張國寧點校:《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(第二輯) 異辭錄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20-21頁。

[19](清)郭嵩燾撰;梁小進主編:《郭嵩燾全集 15》,岳麓書社,2012年,第759頁。

[20] 顧廷龍,戴逸主編:《李鴻章全集 29 信函一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;安徽出版集團,2008年,第30頁。

[21] (清)曾國藩撰:《曾國藩全集 17 修訂版 日記二》,岳麓書社,2011年,第173頁。

[22] (清)曾國藩撰:《曾國藩全集 17 修訂版 日記二》,岳麓書社,2011年,第203頁。

[23] (清)曾國藩撰:《曾國藩全集 17 修訂版 日記二》,岳麓書社,2011年,第180頁。

[24] (清)薛福成:《庸庵筆記》,江蘇人民出版社,1983年,第14頁。

[25] 梁啟超著:《戊戌政變記 外一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161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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